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88bf必发唯一娱乐官

2019-05-20 20:37栏目:88bf必发唯一娱乐官网

内容摘要:整理新出资料当然是史料拓展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陈爽在座谈中特别强调了对传世文献的整理,这也是他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古史籍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叶炜《从不书志主名字现象看中古集本与石本的异同先后》一文同时关注出土墓志和文集所收墓志避免写出志主名、字的现象,虽然利用墓志,但并非追求新资料之作,而是尝试对墓志作系统性研究。张学锋提示了一方武周时期墓志材料,对讨论当时撰写墓志文和镌刻志石时的避讳处理问题有特别价值,又建议将同时有石本、集本的墓志做全文对勘,或许能有更多发现。陆帅的论文报告《萧梁前期的北来降人: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小考》就跳出单纯对墓志文字内容的关注,将墓葬整体环境纳入研究视野。

内容摘要:2017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两校中古史学者凡二十余人,会聚于南京六朝博物馆,召开主题为“文献·文书·文物: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的学术研讨会。

关键词:墓志;研究;史料;文书;佛教;出土;陈爽;整理;考古;文物

关键词:史料;研究;学者;职官;水经注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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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金石证史、补史的观点,今日已引起反思。只有充分理解新资料所特有的性质,才可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而不致只是把它们削足适履地嫁接入传统史料已经绘出的历史画卷中。

  2017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两校中古史学者凡二十余人,会聚于南京六朝博物馆,召开主题为“文献·文书·文物: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的学术研讨会。我也有幸“躬逢胜饯”,呈文参会并担当评议。

  2017年11月18、19日,“文献·文书·文物: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六朝博物馆报告厅召开。会议由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共同召集,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江苏省社科院等单位的二十余位学者与会。

  会议除去前后的室外考察,正式的讨论历时一天半。双方学人如此小范围、近距离、长时间的集中交流,至少于我来说,还是初次体验。在青年一辈研究者中,我属于比较“宅”的,十多年间,基本只是通过书本和网络接触北大史学名贤。此番提交的报告得到陈苏镇老师的点评赐正,这份荣幸颇出意料之外。八年前参撰《江苏建置志》时,为弄清西汉前期封国的行政层级,我曾学习陈老师的《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与《汉初王国制度考述》;前年访学日本期间,兴趣转向六朝职官,又将陈老师近三十年前的旧作《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找来研读。而当面请教,还是头一回。同样的,在2005年浏览“往复论坛”时,我便跟踪过罗新老师的帖子,后来又关注了他的新浪微博,但也从未如本次一样,当面听他讲述史学理论。

  近代以来,中古史研究名家辈出,成果丰硕。但相较于其他断代史研究,今天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资料利用方面明显更依赖传统史料。在这片已经过精耕细作的领域里,如何寻找新的研究空间,成为学人的共同困惑。为此,会议围绕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这一核心问题,组织了若干专题报告和座谈。会议座谈嘉宾包括:陈苏镇、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陈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赵益(南京大学文学院)、张学锋、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专题报告有:

  研讨会的副标题,是“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究竟何为“中古”,国内外至今缺乏统一标准。有将中古等同于魏晋南北朝的,有以“五胡乱华”到中唐作为中古的,也有把东汉当成中古起点的。就本次会上宣讲的九篇文章来说,研究对象所处年代均不出公元3至9世纪的范围,而以六朝(孙吴与东晋南朝)为侧重,这是因为会议在六朝都城召开的缘故吧。

  陈鹏(吉林大学文学院)《东晋南朝的“十八州谱”与州郡著姓》;

  最紧扣会议主题的报告,当推于溯的《行走的书麓:中古时期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文章开头概括了中古史料的特点,那就是比秦汉以上有余,比唐宋以下不足,盖其时纸张书写业已盛行,而雕版印刷尚未普及,遂导致记诵作为一种文献传播的辅助手段,在当时大为风行,备受推崇。业师胡阿祥常说,先秦文献是芝麻当西瓜用,明清文献则是西瓜当芝麻看,六朝文献体量适中,西瓜便是西瓜,芝麻便是芝麻。中古文献虽较上古丰富,但从清初以来,经过学者们历时三百多年的持续“耕作”,由十二部正史和《通典》《通鉴》构成的核心地块,“肥力”已近枯竭;《搜神》《世说》《文选》《玉台》《伽蓝记》《水经注》,乃至佛典僧传、道藏医书,自史学理念“近代化”以来,也被人们从多种角度介入利用;碑碣、简牍、器物、遗迹,一经公布,敏感的研究者们都会立刻蜂拥麇集,各取所需。边边角角的处女地难遇难求,发现新大陆无异痴人说梦。基于一眼见底的史料储备,如何制造中古史知识的新增长点,是当今史学工作者不能不为之焦虑的问题。

  陈爽《〈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佚史考》;

  正史典章,姑名为一类史料;其他传世文献,姑名为二类史料;出土材料,姑名为三类史料。一类史料最为常见,前人的点校注释已颇充分,易于入门,利用难度却越来越大。因为即便成年累月地投入时间去通读融会,对于中古历史的整体把握,未必就能达到吕思勉等前贤的水准,欲从个别细节探微索隐,试问几人能有唐长孺先生的沉潜与高明?基于正史诸志和《通典》的专门研究,宫崎市定、阎步克于官制选举,严耕望、祝总斌于央地行政,施和金、胡师阿祥于政区地理,各已“先据要路津”,礼仪、兵制、财政,都早有系统论著问世,如今再有施设,很难跳出前人规模,多不过是小修小补。大到社会性质,小到税收办法,争讼不已的问题虽多,但倘无铁证可供定案,一味叠床架屋地纠缠下去,实无趣味可言。

  陈志远(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六朝的转经与梵呗》;

  要之,使用传统视角开发此类习见史料,边际成本高悬不下,吃力不讨好。于是,新的研究路数应运而兴,近来我辈年轻人中大热的“历史书写”便是代表,俨为时下显学:既然文献记载难于导出新知,那不如就以文献本身的

  邓玮光(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历史系)《许迪案小考》;

  制造作为对象吧。传统的史料学,与颠覆性的后现代史学思潮一拍即合,中古史界顿掀起一场局部风暴。愚以为,苟能扎实汲取史料学、文献学、版本学、修辞学的养分,厚积薄发,这场“哥白尼式革命”在几十年后,定能建起宏伟大厦,但若急功近利,强行突破,“为赋新词强说愁”,则恐不免走火入魔之弊。在新式史学道路上比中国先行一代人时间的日本学界,即使在人心浮动的泡沫经济时代,历史书写的议题也未须臾形成潮流,今日更显冷清,这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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