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的“说理会”88bf必发唯一

2019-05-22 20:37栏目:88bf必发唯一娱乐官网

内容摘要:摘要:抗战伊始,中共山东分局通过发动借粮、种粮、收粮以及减租减息运动,从而使根据地农民逐渐开始拥有对粮食流通的权利,及至抗战中后期,粮食在满足农民自给的情况之下,部分用来优待抗属,进一步保证粮食在农民阶级内部良性流通。适值解放战争爆发,中共将土改复查运动引向深入,性别视野下翻身的农民将粮食流通推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表现为妇女加工、民工运输军粮的协作面向。从后续的实效来观,山东农民运输粮食之份额遂成为孟良崮、淮海等大型战役胜利之后勤础石。客观而论,一部近代山东根据地粮食流通的历史亦是中共与农民互相援引之下的历史。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确立了减租减息的基本土地政策,并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不断摸索,成功地在抗战后期找到了把政策变为现实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说理会”模式。“说理会”需要经历工作组和基层干部繁难的宣传和组织,并通过农民群众团体的具体安排才得以顺利举行。通过“说理”斗争,农民组织起来,保卫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中共培养了忠实于党的事业的基层骨干,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农村的掌控能力。当然,“说理”斗争在局部地区或者某个时间阶段,不免有“左”的倾向和表现,但基本上得到较好的控制。

关键词:粮食;农民;流通;中共;后勤;山东;阶级;地理环境;抗战;军粮

关键词:抗战时期;减租减息;说理;斗争

作者简介:

抗战期间,“说理”“说理会”“说理斗争大会”等词频繁出现在中共中央及各边区文件、各级干部的报告中,而又在抗战胜利不久戛然消失(在抗战期间中共的各种“双减”原始文献中,华中根据地“说理”“说理会”使用较多,山东根据地和华北根据地“说理”“讲道理”“说理斗争”使用较多。)。这些词在以“暴力”“打倒”为关键词的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显得别具一格,意味深长。基于原始文献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知,“说理会”是指抗战期间为实现边区减租减息政策而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者一般有地主一人或数人、农民十数人至数千人不等,县乡干部和驻村工作组是会议的指导者,当地农会是会议的具体组织者。会议主要议程是佃农或佃农代表以政府“双减”法令为基础,围绕“该不该减”和“应该减多少”,同地主展开辩论,并揭露地主的违法行为。会议激烈但不暴力,基本上不对地主进行人身侮辱和伤害,最后一般以地主同意“双减”或退赔租子、土地、现金结束。学术界对解放战争土改期间的“批斗会”研究极为充分,但对于抗战期间落实“双减”的“说理会”尚无专门研究,笔者以为透彻研究“说理会”有助于理解中共如何跨越理念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并加深对解放战争期间“批斗会”的理解,故以此文抛砖引玉。

  摘 要:抗战伊始,中共山东分局通过发动借粮、种粮、收粮以及减租减息运动,从而使根据地农民逐渐开始拥有对粮食流通的权利,及至抗战中后期,粮食在满足农民自给的情况之下,部分用来优待抗属,进一步保证粮食在农民阶级内部良性流通。适值解放战争爆发,中共将土改复查运动引向深入,性别视野下翻身的农民将粮食流通推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表现为妇女加工、民工运输军粮的协作面向。从后续的实效来观,山东农民运输粮食之份额遂成为孟良崮、淮海等大型战役胜利之后勤础石。令人惊叹的是,部分踊跃捐粮、运粮之农民缺乏足额的粮食配给,然他们并未遵循抗战时期大规模向地主阶级借粮之理路,相反却在极为艰困条件之下,倾其所有保证华野后勤之供应。究其根由,中共对于农民性格深刻领会与到位把握实为重要因素之一,与其桴鼓相应的是,近代山东在地理环境、饮食习俗、武化传承等方面亦具备了先天的革命潜质。客观而论,一部近代山东根据地粮食流通的历史亦是中共与农民互相援引之下的历史。

一、为什么是“说理会”: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

  关键词:粮食流通 阶级 性别 山东革命传统

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民族革命阶段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对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共同赴敌”有重大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政策确定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或者说构筑连接政策和现实之间的桥梁。

  

在抗战爆发的头两年多时间,各根据地处于初创和大发展时期,工作的重点是“搭架子”,基层力量薄弱,无力在农村组织“双减”,“减租减息的贯彻,主要是领导机关利用行政命令方式去推行”(肖一平、郭德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地主基本上对“双减”是抗拒的,农民则表现得“畏首畏尾,欲减而又有所顾虑”。在绝大多数没有外力推动的地区,交租付息一如战前。(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89页。)可以说,这一时期“双减”处于“法令减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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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双减”的冷漠与消沉毫不令人奇怪。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基础,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美〕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8页。)。何高潮认为,农民对“双减”政策无动于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农民并不是一群愚昧、懒惰、温驯的人,他们所沿袭的传统习俗从理性计算的角度看有其自身的基础与渊源。对地主的屈服和对整个系统地接受代表着他们谋求生存的最佳战略”(〔美〕邹谠著,彭俊军译:《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化——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豆瓣网,2011年3月20日,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华北根据地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滋长了“左”的倾向,特别是冀南、晋西北、鲁西等地区,有的农民给地主戴上“顽固分子”“汉奸分子”的帽子批斗,并没收土地财产;有的地区农会领导农民携锄带铲到地主家强挖粮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7—38页;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2—124页。)。在太行根据地,有的地主不敢要租了,农民干脆“停租停息”(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这种“双减”可以称之为“批斗减租”。当然,类似变相分配地主土地、激进减租的地区在整个抗日根据地仍属于少数。

中共中央于1940年10月18日发出《关于纠正冀南过“左”的土地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认为是过‘左’的,是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业已造成了严重结果……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望北方局、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加以检查,报告我们。”(《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1页。)就在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向各大战略区负责人发出《中央关于防止执行政策中左倾错误的指示》,要求:“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8页。)在中央的紧急干预下,部分根据地过“左”的减租减息政策持续时间并不长。

1941年后,各根据地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中共迫切需要根据地内部的稳定,加之大量干部被抽调参加对敌斗争,基层干部严重缺乏。在“双减”的执行过程中,中共主要是激发农民依据法令,直接面对地主要求“双减”,并就其数额进行争论谈判。如1942年4月,淮南路东第二届参议会决定“评租委员会逐渐取消,由东佃双方直接评估租”(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编:《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4页。)。这是“双减”的“一对一减租”阶段。

地主对自己的优势心知肚明,因此有些趾高气扬,对干部不放在眼里,群众就更不用说了(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党史资料》1987年第1期。)。在地主积威之下,农民直接面对地主“简直像上战场一样,有些佃户见到地主腿子即哆嗦,说话都说不好”(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2册, 宿县地区拂晓报社印,内部发行,1984年,第276页。)。胆大的佃户找地主减租,地主态度蛮横,如苏北阜东卫北乡佃户吴文高拿着农救会打的退租条子,找东家朱三老头退租,朱三老头把柜台一拍说:“八路能老在咱这里吗?过些时〔候〕我比你还狠些。大麦全在家,你要自家去拿。”佃户邓广才向东家要粪水 苏北方言,即肥料费。,东家说:“妈的你要粪水,我拿小枪干掉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84年,第481页。)对坚持减租的佃户,冀鲁豫区的地主使用各种办法抵抗减租,如辞去佃户、收回自耕、雇工耕种等,佃户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3页。)。为此,有的农民抱怨说:“八路军现在爱有钱人了,咱们再不敢得罪财主了。”(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4,1994年,内部印刷本,第235页。)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推进“双减”,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各地实行彻底的“双减”。2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的指示》,指出:“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同时指出:“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刘少奇也指出:“进行减租减息,农民说要斗理、斗力、斗法。所谓斗理,就是进行说理斗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7页。)

各抗日根据地结合实际迅速制定本地区的“双减”条例,并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指导“双减”。但许多农民鉴于前一阶段的教训,对政府的号召并不热情。比如,在冀鲁豫区范县的减租增佃运动中,“是不敢出头减租的,经我们鼓动后,他们虽然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但还是不愿意自己出头,希望工作人员办好,省的得罪东家”(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07页。)。一些基层干部急于完成工作任务,依靠基层政权,用命令的方式减租,而地主一方面敷衍中共干部的减租要求,一方面私下威胁佃户不准减租,有的佃户白天领完粮食,晚上又偷偷送回地主家,“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很多。这一时期的“双减”可以称为“政府代办”阶段。

在这一阶段,农民因担心政策变化和中共力量退出根据地,不敢与地主翻脸,部分农民送还“双减”果实,但至少没有损失,或者小有收获,并确保未来能与地主维持正常的东佃关系;地主在经济上损失很小,或者没有损失,并维持了在农村中的政治威势。只有中共及其基层干部,在经历了繁难的“代办”之后,发现既没有达到“双减”的经济目的,也没有获得农民更稳固、有效的支持。在地主、农民、中共的三方博弈中,只有中共是一个损失者,或者说“劳而无功”。(《贯彻减租》,《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

中共领导层对地主和农民的心态洞若观火,迅速调整了发动农民开展“双减”的斗争策略。1942年4月,中共太行区党委指示:“寻找最能发动群众的问题,发动斗争,启发农民斗争勇气,以便推动斗争普遍深入”,“一切斗争又必须是合法斗争,不能蛮干”(《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90页。)5月,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决定以认真执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派得力的主要干部分别到下级,以农救会的名义,直接参加工作……在减租减息的工作中,要以合法斗争为主,多采取老百姓讲道理的方式……在农民与地主斗争起来的时候,政府要进行调解,勿过早勿过迟,总以不使农民吃亏为标准”(《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92、96页。)。中共力图使自己在“双减”中担任幕后组织者和指导者,并在地主与农民斗争过火时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双减”运动进入全面展开的时期,即“说理斗争”阶段。随着中共力量的再次上升,“说理斗争”有了更充足的实力基础。各地不断总结斗争经验,斗争艺术日臻成熟,“双减”的“说理会”模式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化。

二、召开“说理会”:农民地主关系翻转过程中艰难的一跃

繁难的宣传与组织

农民很少在政治上变得积极起来,“即使在他们表现积极的时候,他们通常也不是仅仅靠自己就能积极起来的”(〔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事实上,许多佃户在“双减”之初并不热心,尤其不愿意面对面与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基层干部和工作组需要做农民细致的思想工作。

1.打破“讲良心”“要面子”观念

在传统道德的熏陶下,农民中普遍有“讲良心”“要面子”的是非善恶观念,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认为租地交租、借钱付息,老辈子都是如此,现在要减租减息,总认为“不合法”。如山东减租工作组在大店民校中对“谁养活谁”这个问题测验了一下,结果四分之一的人都举手说:“地主养咱穷人,人家不给咱地种,不都饿死了吗?”(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这是一种普遍观念,致使农民在与地主的“说理”中理不直、气不壮,感觉反而是自己“没有理”。对此,各地工作组进行了反复的说服教育。如在1943年淮南东庙区七贤乡的让息斗争过程中,当时债户们虽然有着还不起“大头利”的苦闷与不满,但大部分人认为春荒时借一斗小麦,市价80元,现在麦收后还一斗二升值50元不到,债主吃亏了,“人情面子上过不去”。对此,积极分子解释:“过去麦子磨多少面,养活多少人,现在麦子还不是一样,麦子价值未变。”群众懂得这一道理,立刻感觉自己有理,因而决心起来跟先进分子一道斗争。(《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63页。)

宗族关系、多年的东佃关系也阻碍着佃户与地主面对面的斗争,一些地主经常利用这种关系逃避减租。如山西兴县赵家川口村贫农赵全孝伙种地主牛芝青平地3垧,因亲戚关系从1939年到1942从未减过租(《赵家川口调查材料:土地问题》,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41—1—130—1。)。但在认识到地主的残酷剥削后,虚伪的“面子”很快被农民抛诸脑后。晋西北保德县榆树里行政村,佃户小买大讲述了他亲伯父高海望对他的剥削:“往年减租时,他总是说:‘孩儿,不要跟上别人走,大河红了,小河也能红的,三升五斗伯父总会帮你。’到第二年没有吃的借他二斗谷,被他从头骂到脚,秋天还三斗还不住。”小买大被他伯父剥削了20多年,如今清楚了,下定决心和大家一起斗争减租。 (晋绥边区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6页。)所以,张劲夫根据实际斗争经验,认为:“人情面子顾虑是较易打消的。”(《淮南抗日根据地》,第264页。)

  1. 消除“怕报复”“怕抽地”的顾虑

对于濒临生存边缘的农民而言,“安全第一”是农民的生存经济学,它远远优于经济利益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第16、32页。)。晋冀鲁豫区“有因减租而残杀佃户的凶暴行为”(《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553页。),淮北区“有个别用暗杀办法,打死佃户,恐吓一般农民”的《(刘瑞龙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8页。)。当然这种报复行为在根据地内部极为少数,更常见的是地主利用政府纲领中保护地权的条款,抽去少数“双减”积极分子租种的土地,这对于农民来说是最大的生存危机。指导“双减”的工作组把打消“怕抽地”“怕报复”的顾虑与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组织“双减”群众团体结合在一起。

工作组特别注意一些开会时注意听、不打哈欠睡觉的农民,发现了这种人以后,马上记住,并找机会去和他谈几句话,找出他注意开会的原因,开始和他交朋友。此后,就要和他进行个别谈话,至少是谈两次,而且有一次要到他家里谈,以了解他的家庭环境;同时要到群众中进行访问,特别是访问基本农民群众,看群众对这个对象的舆论如何,各方面表现好的即是积极分子。(《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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