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从副总理回归农民历史人物

2019-07-11 01:36栏目:历史人物

陈永贵晚年:不舍得花十元钱给妻子买衣服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人生如四季:春发,夏繁,秋耕,冬凋。许多人物同样摆脱不了“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的命运,爷爷陈永贵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晚年的他是平实的,是随意的,是快乐的。

文章摘自《被历史忽略的历史》 杨文 裴小敏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晚年的他开始适应城市人的习惯,开始注意调剂和安排日常生活。在家时他喜欢伏在书桌上看会儿书报,看累了就起身去阳台照料一下他心爱的花,一会儿抚摸着他种的玉米,嘴里唠叨着:“你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一会儿又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回忆往事。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爷爷有早起的习惯,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和奶奶一起先为读书的小儿子和孙子做好早饭,细心地放在热水锅里保温,等孩子们睡醒后吃。然后从12层步行下楼梯,走到三里河的林阴小道,再到钓鱼台附近河边散步,边走边甩着手臂。熟人见了他和他打招呼:“健康老人来了!”看到别人打太极拳,不免有几分好奇,也想比划着学几下。他比划了几下觉得不好打,于是就举起双手,叉开双腿,摆起了刨地的架式,自己创造了一套招式,取名“庄稼拳”,还自豪地说:“还是我这庄稼拳好打。”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后,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还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了,政治上正处于节节上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却也沾上了许多官气,特别是随着地位的蹿升,与我们这些记者越来越平起平坐甚至俯视。

有时他也会走到小吃铺,吃根油条喝点豆浆。早饭后,他会提着竹篮子去早市上买菜。有时也会和卖高价货的人争执一番。一位小贩正在卖沙锅,他为买主帮腔,满脸不高兴地对那小贩说:“这沙锅比我们那儿的差远了,还卖这么贵!”

在山西省,我还认识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他憨厚淳朴,总保持着忠厚农民的本色。有一次在太原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辆银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了,有一位记者朋友招手拦车,说:让老李带上我们一段路。身材高大的老李不仅让司机停车,而且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快上来!咱们有车同坐。这种事在陈永贵身上便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对陈永贵,可以尊重他,甚至敬畏他,但不大可能亲近他。

有一天,爷爷上街回来,脸上露出很高兴的样子,从口袋里掏了半天。奶奶以为有什么好东西,一看,是一双肉色透明丝袜。爷爷炫耀地说:“你看看,我买的,没有见过吧!”奶奶一乐,说:“你买这袜子倒是稀罕,可谁能穿出去呀?”爷爷就拎着这双稀罕袜子给儿子,儿子不要;又给孙子,孙子也不要。他只好拎着袜子回到自己房间。奶奶说,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这双肉色袜子。

1972年7月我采访他时,那天他情绪特别好,一口气谈了五个多小时,话里有些闪光的思想和语言,给我启发。中午请我们吃饭,他喝了整整一瓶汾酒。饭后我们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站在昔阳二招大楼门前照相,院里不少外来参观者围观,也有不少人凑上来跟他握手搭话。陈永贵乘着酒兴,很兴奋,也很得意,向大伙招着手,同时大着嗓门问我们: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听了这话,我的心猛一紧,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一会儿,孙子想吃个烤红薯,他二话没说就带着孙子出门去了。在路上,孙子朝爷爷的脚上看了看,又见有几个人认出了他,急得直说:“爷爷,看你袜子也没穿。”他却满不在乎地说:“那怕甚哩?我又没犯法。”爷爷就是这样轻松随意地生活着。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潮的不断低落并最终止息,他失去了一切高位和权力,又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正走红,官气十足时,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工作才去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从不去跟他拉扯;而当他失势之后,倒又看到他的若干好处,很想去看看他。毕竟他的出身是一个山里的老农民嘛,是个辛劳多年、也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他升了这么高的官,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当就当的;做了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样的大起大落,恐怕够这老汉受的。

山里老汉

1984年11月底,我调到新创办的《望》周刊工作。周刊英文版有位女记者,家与陈永贵住得很近,有机会见到他,并有采访他的打算。她来向我了解老陈的情况,我便托她去问候老陈,并表示要去看看他。

农村挣钱城市花,本来就不易,加上我小叔叔和我哥哥还在读书,妹妹3岁时也到了北京,这点钱要养活一个大家庭,按北京的消费水平显然是不够用的,爷爷只能省吃俭用,尽量削减花销。嫌纸烟贵,就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他早先在大寨时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家里也不用厨师了,由奶奶做些简单的家常饭:早上小米粥老咸菜,中午豆面或榆皮面,晚上是豆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做成的糊糊饭加馒头。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有时也炒两个菜,多是些苦瓜和茄子之类。每当吃饭时,他不坐餐厅的椅子,而是喜欢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端着碗边吃边看电视。

第二天她就带来了回话:老陈说,欢迎去他家玩儿玩儿。

爷爷舍不得花钱。有一天,奶奶想买件新衣服穿,问爷爷要10块钱,爷爷就是不给。奶奶急了,说:“我在家里为你做饭洗衣服,工钱也有吧!你要不给,我就向邻居去借。”知道爷爷爱面子,奶奶故意使出这一招,说着就往门口走。这时,刚从山西到北京看望他们二老的父亲见此情景,赶紧掏出钱给了奶奶,这件事才算了结。

那天清晨,我早早来到他的住处。这是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高级公寓楼。

爷爷有一个高干医疗本,可以到医术高明、设备先进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就诊。每当他身体不适时,奶奶就找出医疗本,催他赶快去医院,可他不愿意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不管家人怎样催促,就是不去。后来,他干脆把这个小本子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谁也不能动。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十三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老百姓对他的感情很真挚,许多人见到他后都亲切地叫他“永贵大叔”。他听后很高兴,说:“老百姓还认识我,没把我怎样。”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他每天上午从木樨地步行到甘家口街上买菜,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当他提着菜篮子上公共汽车后,车上人多拥挤,已经没有座位。乘客们认出了他,争相给他让座,问长问短。他说:“北京人没有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对咱可好哩。”

开始时,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里。日子非常清闲,他也不急于把老伴、儿子搬来。但没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闷,整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过去一闲下来就回昔阳、大寨看看,现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时,中央还是很关心他的。邓小平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胡耀邦也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劝他宽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退出政界的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然而人们在这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朴实、诚恳、热情和理解。老家人带来了苹果、白薯、玉米,他总要分给大家,家里哪天做了稀罕的也不时送下楼分给大家吃。人们经常能吃到“永贵大叔”送来的热腾腾的包谷面烙饼、煮熟了的玉米棒子和甜甜的白薯,人们感受着这位隐退老人浓浓的情意。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陈永贵心上的火气慢慢地消散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愿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来,在北京安家,把心爱的幼子接进京来上学。他一辈子没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儿辈能在北京上个好学校,将来上大学。此时秘书已经离去,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代。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家乡的人不时来北京看望他,知道要来客人,他就买来鲜肉一片片地切好,放在冰箱里,等客人来了后才能做,自己舍不得吃,也不让家里人动,然后早早地下了楼,在大院门口等着、盼着。

另一封信给他老伴宋玉林,让她料理一下,赶在春节前把家搬来北京,让小儿子陈明亮转到北京的学校上学。

他从不轻易用国家给他配备的专用小汽车。客人到了后,他笑着对客人说:“我没有去车站接你们,看,我在家给你们准备好饭了。”来家里的客人谁要是在外面吃了饭,他总会说:“外面贵,家里有饭嘛。你省下这些钱,不是还能买双鞋?”他喜欢留客人住在家里,说:“来了就住我家,这比住旅馆便宜。”

他还交代老伴,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计贾进才。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大寨德高望重的老模范。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恩怨颇多。不知为什么,陈永贵似乎总爱拿这个只知道苦干、不善言语的老实疙瘩开刀。20世纪60年代否定了贾进才三让贤的事,狠狠地贬了老贾。20世纪70年代要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竟把这位老伙计整成了从50年代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走资派,编派了他许多不是。老贾干生气没办法,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陈永贵在他头上泼脏水。人都说老贾这人心特别宽,只有他才忍得下,从来没有为此跟陈永贵闹过。现在,陈永贵自己要离开大寨了,他又想起老贾,把心爱的毛毡送给他。这时,陈永贵的心绪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要向这位老伙计说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一条羊毛毡,道得尽满腹的话吗?表达得了那么复杂的情感、思绪吗?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不再住在这个大院了。国管局先是回了话:此事已请示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要搬了。急急搬家,影响不好。

可陈永贵坚决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把这句老话时常挂在嘴上,三天两头打电话去催,让警卫去讲。最后国管局分配给他这座部级高干公寓楼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节刚过,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这座公寓楼。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活,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像用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洪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不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得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得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一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儿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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