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林]民俗学与中国戏曲研究www.bifa2007.com:

2019-05-15 21:31栏目:www.bifa2007.com

摘 要:技术与民俗的关系是民俗学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目前的新生代研究者多关注新技术催生的新民俗,相对忽视了传统民俗也在被技术的洪流裹挟着前进这一事实。本文以地方小戏定州秧歌为个案,立足于田野现实,探讨现代技术下传统民俗传播与传承的实相。以交通技术、信息技术、舞台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深刻改变了定州秧歌的传播样态。技术带来的改变,对定州秧歌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若能化技术为己用,实现秧歌进一步发展亦不无可能。技术改变的是外在条件,不变的是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是乡土本色。坚守本色、重返民间或是技术世界中定州秧歌突围的可取路径。

摘要:戏曲民俗研究或民俗戏曲研究作为跨学科的产物,是戏曲研究者和民俗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就研究对象言,戏曲民俗研究既是从民俗文化角度深入研究戏曲艺术,又是从戏曲艺术角度深入考察民俗文化;从研究路向看,戏曲民俗研究既可是戏曲学者借助民俗角度研究戏曲,也可是民俗学者借助戏曲角度研究民俗,还可是戏曲和民俗双管齐下的整体性研究。不仅如此,今天我们提倡从民俗角度研究戏曲,对于拓展戏曲研究的学科视野,丰富戏曲研究的学术内涵,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戏剧学;民俗学;中国文化

关键词:技术;民俗;定州秧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谷子瑞,女,汉族,河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戏是在民间产生,在民间演唱的。当年焦菊隐先生谈到传统戏曲时曾有此言。整体上讲,俗乃中华戏曲的本性所在,活跃在市井乡村的它是更具民间气息的艺术,前人即指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女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闲情偶寄•词曲部》)由于俗,在中国古代,跟向来被奉为经国之大业的诗文相比,戏曲往往是被放逐在主流视野之外的边缘化艺术,王国维谈及一代之文学元曲即云: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宋元戏曲考•自序》)回望历史,戏曲这种边缘化艺术,长期以来入不了正史,被视为邪宗(鲁迅语),它起自民间也主要流行在民间,是下里巴人喜爱的对象,有鲜明的俗文化色彩,跟民众世俗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以跨学科理念从民俗学(Folklore)角度研究中华戏曲,乃理所当然。(一)民俗即是民众的风俗习惯。民俗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民众共同创造和共同实行的。这种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要以某时某地某人的方式追溯其源头和确指其开端往往很难,它产生于社会人群的共同需要,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渐渐形成的,为大家所公认并遵守,用钟敬文先生的话来说,它具有集体的、类型的、继承的和传布的特点。作为融合文学、音乐、舞蹈、杂技、美术等多种因素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以歌舞演故事的中华戏曲不仅仅属于文学(属于文学的只是剧本,也就是编、导、演中的编剧这一部分),它是以活生生的场上扮演为中心的艺术样式。从根本上讲,戏曲自古以来就跟大众的娱乐、节庆、信仰、祭祀等民俗活动有多维度的内在关联,甚至其本身即是民俗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民俗活动。2008年10月,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在成都拉开帷幕,来自陕西的话剧《郭双印连他乡党》中穿插的浓缩的秦腔片段,就是作为三秦大地独特的民俗元素来呈现的。民俗学领域从来都为民间戏曲留有一席之地。在华夏,以二小(小生、小旦或小旦、小丑)或三小(小生、小旦、小丑)见长的民间戏曲覆盖面广,遍及全国90%以上的乡村城镇,它们扎根民众生活,与各地的历史、地理、语言、风俗和文化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深厚的地方传统。各地民间戏曲有其演出时间、地点及演出习俗,如浙江宁波,春节演年规戏,五月演关帝戏,六月演酬神戏(老郎神诞),七月演焰口戏(盂兰盆会),九月演安神戏、元红戏、出洋戏、回羊戏,十月、十一月演冬至戏、祖师庙寿戏、庙会戏,十二月各班回城,演年脚戏(1),等等。纵观中华文化史,戏曲艺术从起源到发展、从文本到表演、从生存到传播,无不跟各种民俗事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秧歌戏、采茶戏、花灯戏、道情戏、花鼓戏、二人传等民间小戏自不待言(2),即使是与之相对的主流化或文人化的戏曲形态,也依然难以割断跟民俗文化的瓜葛。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借助民俗学眼光、运用民俗学知识及方法去考察和研究。从1846年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W•J•Thoms)创立民俗学(folklore,民众知识、民众学问)这学科名称以来,迄今已有160多年历史。该名称是他用撒克逊语两个词folk和lore合成的,意为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能(the lore of the folk),作为学科名称可译为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今天,民俗学不但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得到发展,而且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显学,尤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科学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诚然,就民的范畴而言,在folklore术语创建之初,被忽略的风俗习惯、正在消失的传说以及片断的歌谣等等是其特别留心的对象,民俗学研究也再三提醒我们要多多关注非主流的底层民间、亚文化群体(主流文化对此层面向来少有关注乃至压制排斥),因为,民族性保存在下层人民里面最多(3)。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956年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曾提出较复杂文明中存在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观点,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文明中,那些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即指以都市为中心、以绅士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所谓小传统,则是指那些非内省的多数人的传统,即指的是乡民社会中一般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4)余英时借此概念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上、下互动,他指出:大体说来,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是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5)尽管民俗学兴起旨在提醒人们对向来被忽视的小传统要多加关注,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只是把目光盯在下层或中下层的生活与文化上。


  当代社会,技术飞速发展,其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势不可挡,各种新鲜事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俗学者的密切关注。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的译介,更是为这种新的学术生长点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为数不少的民俗学者,特别是一些新生代研究者对新技术催生的新民俗青睐有加,例如,施爱东持续关注网络谣言的生态,吉国秀试图通过IT笑话探讨网络社会中的新民间叙事,祝鹏程关注神话传统在互联网时代的重构,更有学者专门组织了以微信民族志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集中探讨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传播与实践等问题。或许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以张倩怡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的硕士论文均有意无意向新民俗倾斜。技术与民俗的关系确实值得关注与探讨,研究者关注相对新鲜、新生的民俗也确有其合理性,但传统民俗在新技术条件下的适应与变异亦值得研究者去探索。本文试以地方小戏定州秧歌为个案,立足田野现实,探讨技术世界中传统民俗传播与传承的实相,反思现代技术与传统民俗的关系。

  一 定州秧歌的生存现状

  定州,位于太行山东麓,是华北平原西部的一座小县城。定州历来经济不发达,人文底蕴却颇深厚,享有中山古国的美称。正是这样一个文化丰富、经济落后的小县,孕育了为学界所熟知的定州秧歌,其定名与平教会时期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无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平民教育之风大盛,以晏阳初为首的知识分子于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1926年平教会选定县为其实验区,首先推进的是实地调查工作。调查期间,李景汉等人发现了戏曲形态的秧歌,并将采录到的秧歌集结成册出版,是为《定县秧歌选》。从此,定县秧歌就成了官方和知识精英口中定县秧歌戏的代名词。不过,学术定名并不妨碍当地民众以唱秧歌看秧歌跳秧歌扭秧歌等演观实态来区分秧歌不同的形态。1986年,定县易名定州,定县秧歌也改称定州秧歌,但定县秧歌仍在为数不少的学术著作中出现。显然,除了延续自平教会以来的学术传统外,这亦同定州秧歌的鼎盛时期与定县存续时期几乎重合有莫大关系。本文则以定州秧歌指称定州以戏曲形态存在的秧歌,以定州统一指称不同时期的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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