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语境下的“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w

2019-05-22 22:26栏目:www.bifa2007.com

摘要:在城镇化急促推进的过程中,文化生态迅速变迁,民俗文化不仅仅以消亡的形式呈现,它也不断糅合新的时代因素,发生进化、传播、发明及涵化,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民俗文化反哺机能始终在发生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注人本身,在本质上与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发挥是对立统一的。因而,努力激活或发挥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有效利用文化生态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和谐机制、创意资源机制、身体技术机制和心理认同机制等反哺的潜在维度,加强民俗文化保护,关注农民市民化,营造“记得住乡愁”的民俗文化生态,因势利导,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成效和目标的实现。

城镇化语境下的“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民俗文化反哺;效能;维度

刘爱华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认为,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镇化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将直接推动中国由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种巨变必然促进新的城乡关系的调整,加速民俗文化的调适与变迁,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当然,城镇化的发展并非以民俗文化的消亡为代价,城镇化和民俗文化发展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民俗文化作为广大民众长期以来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一种生活文化,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新型城镇化语境下,积极发挥民俗文化的反哺效能,有效利用其潜在的多元维度,加强民俗文化保护,是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最优化、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摘要: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乡愁文化进一步被激活,推动着以人为本的“人的城镇化”的发展。当下乡愁文化的凸显,不是偶然现象,折射出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背景下现代人的心灵迷失和精神失落。这就要求回归“人”本身,关注普通大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俗文化的旨趣是一致的。因此,加强民俗文化保护,积极融入人性维度,观照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是安放“乡愁”、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过犹不及:城镇化的病象及对民俗文化的冲击

关键词:乡愁;城镇化;民俗文化;生活世界;路径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发展,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的局限,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比较缓慢,主要局限在政治型、军事型城市。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沿海部分地区经济型城市逐步兴起。整体而言,古代中国属于农耕社会,农业经济的内驱力极其有限,“靠天吃饭、靠地穿衣”的自然经济固有属性无法改变,因而全国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人口比例、工业产值比重、城市数量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水平快速发展,新型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中速加速阶段,有学者经过慎重的统计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1982-2000年间的平均速度为0.835个百分点,其中1982-1990年年均0.89个百分点,1990-2000年年均0.79个百分点”。而沿海城镇化速度更加快,进入超高速城镇化阶段。“1982-2000年18年来,广东城镇化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个百分点,浙江、江苏、上海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在1.3、1.4、1.5个百分点以上。”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率也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5%提升到2013年的53.7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激发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成功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推动我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李克强同志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城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可见,城镇化对实现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自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采用文学色彩浓郁的“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以来,乡愁文化研究逐步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积极参与理论建构,哲学、文学、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学科都从各自学科理论出发,对这既具传统性又具时代感的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探讨。民俗学也积极参与了这一场文化思潮,山东大学在会议结束后很快就举行了“乡愁中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论坛”,邀请民俗学者积极探讨民俗学如何锲入、利用“乡愁”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安德明研究员也在《民间文化论坛》杂志开设了“乡愁的民俗学解读”的前沿话题栏目,刊发了安德明的《对象化的乡愁:中国传统民俗志中的“家乡”观念与表达策略》、岳永逸的《城镇化的乡愁》和张勃的《传统村落与乡愁的缓释——关于当前保护传统村落正当性和方法的思考》等论文。以上虽然都从民俗学角度对乡愁话题做了各自阐释,但笔者认为,这些探讨还有待深入,尤其需要深入探析民俗文化与乡愁文化之间的关联,我们知道,民俗学是最具主体关怀、情感交流和反思的学科之一,关于乡愁文化话题,民俗学的学理阐释仍没有摆脱主流学科的“挟持”或阴影,对乡愁文化的探讨没有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也没有真正展现民俗学学科的特色。因此,本文基于乡愁的理念,从城镇化发展问题锲入,深入探讨民俗文化与乡愁文化的内在契合点,并思考如何安放“乡愁”,留住“乡愁”记忆,加强民俗文化保护,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当然,城镇化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城市病”,主要表现为:

一、城镇化发展与乡愁中国

1、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交通状况进一步恶化。随着农民市民化工作的推进,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将面临城市人口增长的“井喷期”。“目前我国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有1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城镇人口还将增加3亿左右,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量。”人口的大量涌入,人口密度的增加,交通工具尤其是家用汽车的增加,必然对交通造成巨大压力,将使我国本已拥堵不堪的“赌城”交通状况进一步恶化。

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历年来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惊人,剧统计,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率也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5%提升到2013年的53.73%。快速的城镇化,必然导致传统村落的迅速消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而到2010年时,自然村数量就锐减到270万。10年间有90万个村庄消失,几乎是以每天250个的速度消亡,而自然村中就包含众多古村落。”大量村落的消亡,不仅仅意味着其中承载的大量物质遗产(古建、巷陌、戏台、广场等)的消失,也导致依存其中的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戏剧、游艺竞技、歌谣传说、俚谚俗语、工艺美术等)的破坏。传统村落空间及其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存续的根基,是中国五千多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客观地说,以往城镇化的成绩是十分突出的,但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在地方城镇化发展实践中,二元对立思维也很明显,传统村落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有时甚至被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物,过于追求城镇化的速度,赶农民进城,破旧立新,这种浮躁的发展观,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来说,是十分可怕和危险的,并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要知道,传统和现代并不是截然的对立物,而是可以相互补充、融合发展的,传统是现代的根基和起点,在线性的链条上,也是指向未来的。“唯有传统文明做基石,现代文明才得以累积、发展,没有传统文明就没有现代文明,两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华文明的源头正是农耕文化,中华文明的摇篮正是古老的乡村,乡村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乡村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

2、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成本进一步增加。城镇化过快发展,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集聚,必然带来资源能源供应的进一步紧张,诸如石油、水、电、煤气供应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将直接制约城镇化发展的成效。

相对而言,以往城镇化把城镇化率作为一个重要衡量指标,二元对立发展理念突出。这种理念在地方城镇化实践中进一步“发酵”,使传统社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温馨画面渐行渐远,城市和农村发展都陷入一种无序状态。直接受到冲击的,自然是农村,传统村落邻里关系变得复杂,自由、和睦、温情一去不复返,而代之的是猜忌、嫉妒、缺乏安全感。农村也染上了“城市病”,农闲时节晚上人们很少相互串门、聊天,而是早早关门,坐在电视机旁,消磨时间。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农村自身发展受到重大挑战,传统文化生态土壤严重恶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只剩下由老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993861部队,农村破败不堪,正如一首打油诗所描述,“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荒杂草生”,农村空心化严重。“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形成农村人口的空心化,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农业产业人才流失、留守群体社会救助缺失、农村整体布局严重破坏以及乡村文化发展后继乏人等。”农村空心化带来了连锁反应,不仅仅是导致了人口的空心化,还导致了服务的空心化、土地的空心化及文化的空心化,使得那种存留记忆中的小桥流水般恬静的秀美乡村成为黯淡破败、萧条寥落的空间场所。

3、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大拆大建,“贪大”“追新”“求洋”,盲目发展,不少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古建筑被拆毁,代之以钢筋水泥、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城市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近年来的厄尔尼诺现象、沙尘暴现象、异常旱涝现象等,与城镇化的这种盲目发展不无关系。

农村空心化不仅仅导致了农村的诸多问题,其实也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发展。因为农村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大量转移、农村的空心化必然影响到城市发展,影响到城镇化的质量和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很多并没有迅速融入城市,亲邻的远离,乡音的消失,习俗的变迁,导致他们内心的孤独封闭,在经济上无法承担城市的高消费,在社会地位上无法获得平等与尊重,在文化上难以建立共鸣和认同,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流动,这种“候鸟式”的城镇化具有很多后遗症,给城市也带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交通状况进一步恶化。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成本进一步增加。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社会问题愈来愈多,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社区管理难度加大,文化认同进一步弱化。尤其是文化认同,难度很大,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携带的是各自家乡的习俗惯制,突然聚合在一起,因文化的不同容易产生排斥、猜忌、漠视等心绪,从而导致彼此之间的各种纠纷、矛盾,人与人之间缺少友情、信任、亲密。邻里之间淡漠,“家家包铁栏,户户装猫眼。电话聊千户,不与邻家言”。这种社会状态就容易导致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孤岛化”,即便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但依然感觉是都市的过客,没有归宿感,对故乡亲人的依恋愈加强烈。

4、社会问题愈来愈多,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城镇化的过快发展,人口的迅速膨胀,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与承载能力难以适应,必然增加不少社会问题,诸如房价高、就业难、医疗贵、福利低等,甚至偷盗、抢劫、吸毒、赌博、卖淫等犯罪案件也会进一步增加。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生态下,“乡愁”油然而生,这种乡愁其实也是“城愁”,是城市物质层面的单极化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居民精神文化层面的失落感、无助感、迷惘感及怀念感,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所说:“在以经济指标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模式中,城市物质建设上的高度成就掩盖不了精神实质的消失。”城市发展的单极化愈烈,城市居民对故土乡音、亲人朋友的回忆与怀念愈甚,当然,乡愁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工,身居城市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会有不同程度不同内涵的乡愁。“‘乡愁’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积累下来的源自于故乡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以有形和无形为载体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种乡愁也是和距离紧密相关的,具有空间尺度效应,距离越远乡愁会越强,乡愁可以是具体的,诸如对村落、乡镇、县城、省区及国家的怀念与回忆,也可以抽象的,诸如对友情、亲情、乡情及温馨、快乐一去不复返的感叹与幽思。在很大程度上,乡愁体现为一种心理情感状态,对城市刚性快速发展状态在心理上产生的不适感、无助感、疏离感及排斥感,对远逝的难以回归的故土、乡音、亲情等的怀念、惋惜及追忆。乡愁在本质上是无法触摸的,也是无法回去的,即“回不去的乡愁”,它是对城市非良性发展状态所产生的心理“抵制”感经过长期积淀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被压抑心境的良性宣泄或排解。

5、社区管理难度加大,文化认同进一步弱化。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对社区管理要求进一步增强,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建成新的社区,其生活习俗、文化观念、价值追求、宗教信仰都有较大差异,文化认同感、心理归宿感较弱。

城镇化快速发展,物质生活不断提升,高楼大厦成为城市的地标和脸谱,但“千城一面”的现象愈亦明显,各地都追求城市建筑的高度、宽度及亮度,城市缺少特色,城市规划雷同现象严重,以至于被讽刺为“恶俗与空虚齐飞,江南共江北一色”。这种城镇化,也降低了精神文化的高度、厚度及淳度,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淡漠及猜忌,使居民失去归宿感,在心灵深处产生乡愁之思。“‘乡愁’其实是‘城愁’,是从乡间走到城市里的那个群体在‘愁乡’,他们不光‘愁乡’,且因找不到融入感也‘愁城’。‘乡愁’因‘城愁’而生,‘愁城’因‘愁乡’而起,‘乡愁’的完整意义应当是‘城乡之愁’。”“乡愁”也好,“城愁”也罢,但其主体不仅仅是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的那个无法融入的群体,其实还应该延伸到所有的城市居民,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所有城市居民、农民工都存在无助感、失落感和排斥感,“城乡之愁”也就蔓延至全国,对城镇化发展失落与期待并存,“乡愁中国”成为乡愁主体对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忧喜交织心绪及对“乡村中国”美好温馨一面镜像化放大等混杂心态的一种直观写照。

在诸多“城市病”中,城市文化的流失和历史文脉的割裂是城镇化的最大困境,因为文化是城市内涵的展示和城市魅力的源泉及幸福感的重要构成要件。人类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更是为了寻求一处可以满足自己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安放自己灵魂的精神栖居之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镇化的终极追求是人类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实现人类至善至美、健康富裕、和谐自由的生活。“城市的深层内涵是其精神特质,而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正是通过文化塑造形成,文化正成为城市更新、永续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生命,是城市的核心、实力和形象;城市是文化的凝结与积淀,是文化的容器、载体和舞台。”在我国以往城镇化过程中,过于追求城镇化速度,追求GDP,没有很好处理其与经济增长、就业、资源、环境、生态、文化保持协调和可持续的关系,缺乏整体的、生态的眼光,把城镇化当成“赶农民上楼”、“圈地运动”、“造城运动”、“并村运动”,大拆大建,追求形象工程,不少城市遗产、民俗文化遭到重大破坏,生态破坏严重,城市个性、韵味和历史文脉不断消弭。“近十年来我们对文化的这种破坏,文化资源的这种破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植根农耕社会土壤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作为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俗文化,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大跃进”中更无法幸免,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

“乡愁既然作为一种情感记忆,便是一种通过时间和历史所沉淀下来的东西,因此也暗含着消亡或消逝的意思,从而形成某种与当下(或眼前目标和短期利益)的对立。”乡愁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传递一种信息,即当前城镇化发展的过急过快、物质化突出及精神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为纠正、改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启迪、反思,由此必然要求用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来矫正或纠偏以往城镇化的弊端,新型城镇化就成为当代中国城镇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文化生态持续发展、中华文明传承赓续的基础,是时代的呼唤,“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全面考虑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基础上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一种城镇化,不仅关注人的物质生活,更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关注人的心灵安放或栖居。新型城镇化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良性发展,尊重自然规律,崇尚自然,效法天地,“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不仅仅追求优美的自然环境,舒适的生活条件,更是站在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的高度,追求人性的解放,关注人的心灵栖居。可以说,“记得住乡愁”是以往城镇化发展观的一个重大超越,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高要求,也是最能展示文化维度、人性关怀和生命尊严的一种温暖的话语表述。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性文化和母体文化,因其受众的广泛性和本体的生活性,在人类发展演变史上,不断糅合、汲取、重构异质文化元素,形成具有厚重生活土壤的稳定的文化基因,并逐步渗透进华夏子孙的文化血脉中,成为隐藏在华夏子孙心灵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华夏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和符号。民俗文化源自农耕社会,在近代社会裂变中,西学东渐的兴起及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其发展逐步脱离自身发展规律,在断裂的社会更替中,不断变异,尤其是当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西方现代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等驱动下,以效率、经济、竞争、消费等为表征,逐步冲击、解构、消释着传统民俗文化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价值观念及展示形式。比如传统节日习俗今天不少只是徒有形式,其黏附的文化内涵、价值特点、象征意义、隐喻符号基本消失殆尽。又如很多传统小戏,随着互联网、影视的出现,已经逐步淡出人民的视线。还有很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民间绝活,因为经济效益低下,随着传承人的消亡,往往出现“人亡艺绝”的悲剧。“‘工业化’剥离了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城镇和城市化’的步伐缩小并改变着民俗民风的聚集地,都市生活的霓虹使得传统艺人改行变当,无以为计。‘现代化’消融并拆解了民俗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界限,‘技术文明’使得我们的民俗文化失去了许多有形的物质载体和无形的技艺形式。”

二、乡愁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共同基因

当然,面对城镇化的冲击,民俗文化也不断自我调适,一部分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民俗文化,开始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因素,逐步演变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亦有一部分民俗文化逐步失去其文化内核,而只保留其文化形式,逐步演变为伪民俗文化。

乡愁文化由来已久,基于人类情感的共鸣性和共通性,国内外对乡愁体验都有不少记载或研究。国外对乡愁的关注可以上溯到17世纪,乡愁被用来表达征战时士兵远离故国,身居他乡而对祖国产生的一种思念,可以用英文单词homesickness表达,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乡愁意义增加了怀念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的生活的寓意。从国内来看,乡愁体验可以上溯至西周初期的《诗经》,《诗经》不少篇什如《豳风·东山》、《小雅·采薇》等,表达了兵士戍边时对家乡、亲人的想念,后来乡愁主体拓展至游子流客、边塞将士、贬谪士人,乡愁体验主要有怀念故园、想念亲人、客居心境、节日感怀等,在唐人诗歌中,此类题材最为广泛而丰富,“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如“何处积乡愁,天涯聚乱流”、“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九年”、“旅次经寒食,思乡泪湿巾”等等,乡愁诗也成为诗界的一种重要题材。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急剧发展,城乡一体化加速,农村“空心化”加剧,作为最后一块精神原野的乡村也逐步消失或变异,对工业化、城镇化的疏离感和对记忆里乡土乡音乡情的怀念成为乡愁文化的重要内涵。从乡愁主体来看,乡愁已经不限于异地求学、经商、谋生的游子,也包括绝大部分在本地讨生活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他们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诉求的乡愁体验。

二、礼失求诸野:新型城镇化与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

乡愁不是外显的,而是一种埋藏内心深处偶尔被突发事件激发而产生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诉诸于直观情感体验的内敛式的心灵体悟。推衍至文化层次,乡愁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内涵由精神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和物质文化层面三个部分构成,乡土乡音乡情等乡愁对象内在地涵括故乡的民居建筑、古井戏台、街道巷口、生活方式、风土人情、风尚习俗、人生仪礼、俚谚俗语等,而这些物质、非物质载体本身又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或依存基础,因此,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两者有很多共通性和关联性,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基因。

中国城镇化是在世界全球化、现代化潮流的裹挟下急促地推进的,这种城镇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是不可持续的,它是以能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的严重破坏、文脉的割裂消解等为代价。城镇化过程的诸多弊端已引起了政府关注和反思。自十七大以来,党和政府就开始不断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十八大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得以完整表述。至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新型城镇化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强调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并首次用充满情感的散文化语言表达了新型城镇化的愿景,“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一)依系于时空距离感

在学界,伴随城镇化带来的弊端,学者们也一直在进行反思。岳永逸借助的士司机的话道出了城镇化进程中人的生存困境:人不是主体,车才是主体,人被非人化。张鸿雁指出,一些只见物不见中国人文精神的“洋规划”,不仅丧失了本土化的空间文化价值,也在抹杀中国城镇的“集体记忆”。“‘洋人规划’和‘洋规划’导致中国的城市没有‘中国味’,没有了中国城市的历史与‘集体记忆’,没有中国式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单霁翔、胡小武、范周等也对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衰微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乡愁具有明显的地理距离感,乡愁的产生一般源自远离家乡。即便是在今天,这种空间尺度也是乡愁产生的重要条件。乡愁也往往与时间有关,往往是一种回溯式的顾恋,是今天对昨天的回忆、留恋和怀念。因此,乡愁文化具有突出的时空距离感,“乡愁文化诱发于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错位,没有这一因素,乡愁文化无法生成或产生”。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也是一种回溯式的顾恋,对过去充满美好回忆的民俗生活的回顾和怀念,形成一定的时间距离。空间上的距离感,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导致的民俗依恋,或者即便就在城市,因城市变迁导致的环境变化,也造成了空间的距离感。因此,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依系于时空距离感,其情绪体验都在与此时此地的比较中产生。

“礼失求诸野”,西方曾经经历的大规模整容式的“城市更新”之路在中国再次出现,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拆大建之后,导致“千城一面”,城市历史文脉和城市记忆被割断,城市个性和韵味也随之丧失殆尽。因而,从西方城镇化模式化中走出来,重新审视、传承和重构传统优秀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自觉,走本土化的新型城镇化就成为必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之有比较深入的论述,“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新型城镇化,简单的来说是人的城镇化,是一种更加包容的城镇化,是集理念、思路、体制转变于一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城镇化,也是一种兼顾文化多样性的城镇化。

(二)呈现“怀旧”的心态

新型城镇化不仅要保持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更要关注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核心是人,“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人的社区化,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信仰、家族等在内的民俗传统,理应成为当代城镇化建设‘社区落地’的重要构建因素”。因而力推农民市民化,让人们在城镇化过程中“记得住乡愁”,保护、传承蕴含丰富优秀文化基因的民俗文化,并使之反哺于城镇化建设,让人们真正感受生态城镇、文化城镇和个性城镇,就成为应有之义。

乡愁文化和民俗文化在外在表现上都呈现出“往后看”形态,都有回归性的指向意义。乡愁文化在文化层面上体现出对以往的人与事具有一种亲近感、安全感和归宿感,通过回归的姿态指向人的内心需求,是一种基于文化寻根意义上的心灵回归。当然,这种“怀旧”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更为积极的一面,“其实质是对现代性为自然和传统‘祛魅’过程的对抗和逆转,即生态主义所倡导的‘复魅’,以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怀旧能够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思作用,有助于人类总结经验,及时地调节前进的方向和坐标”。民俗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过去时,即便今天,在强调其现代性的同时,也不能不客观承认其与“怀旧”心态的扯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民俗是一种民间传承文化,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属于民族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虽然是发展的,可以服务于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但它的渊源必然追溯到过去,即便是今天依然备受关注和认同的民俗文化,其民俗形式及文化内涵依然归咎于民俗传统的代际传承与创造,进而重构民众群体心理认同。诸多民俗事象的传承、发展及演变,自然融合了时代发展因素,但也离不开民俗心理的认同,尤其是“怀旧”基础上集体无意识的推动。

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本,注重城市遗产保护和历史文脉延续。它不同于以往的城镇化,只注重单向度的反哺,其反哺具有多元性,也就是说,不仅仅存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两个“反哺”,还存在另一个反哺,即文化反哺社会。而后者的反哺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反哺,是一种城乡文化的互哺,既包括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反哺,也包括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反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民俗文化这种双向互动反哺效能尤为明显,也就是说,在城市新民俗强势渗透、解构着乡土民俗传统的同时,乡土民俗传统也在进行着“逆侵蚀”,不断渗入、糅合、重构着城市新民俗。

(三)蕴含排斥式的期待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民俗文化反哺及民俗文化保护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相伴而生,高科技的发展,工具理性主义的膨胀,必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结构,不断离析、分解着村落社会和乡土传统,快速解构、瓦解着民俗文化依存的根基,动摇了民俗文化反哺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发挥。民俗文化滋生于传统农耕社会,依托传统劳作模式、生活模式而传承、延续,隐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基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血缘关系逐步被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所取代,人口流动加剧,社会分层迅速分化,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民俗文化反哺依托的稳定的俗民群体、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急剧崩溃,民俗文化呈现碎片化、镜像化,反哺效能的呈现也是断裂的、零碎的。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民俗文化反哺又是内在统一的。民俗文化反哺效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从呱呱坠地时起就生活在民俗文化的氛围中,被民俗文化所滋养和熏陶,接受各种规约、禁忌与束缚,学会各种人生仪礼、游戏、技艺,存储各种民间故事、传说、俗语,感受民俗生活的温馨与宁静,被塑造成一个“循规蹈矩”的为俗民社会所接受的社会公民,同时,我们生活的世界也被营造成一个遵守习俗规制的温馨和谐的俗民社会。这种不依法律强制约束而秩序井然的俗民社会,是城镇化持续推进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如何合理吸收其积极因子,重构和谐社区,更好促进农民市民化,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最终目标实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促进农民的市民化,因而不仅要关注户籍改革、城区拓展、科技创新、产业支撑等显性问题,也应关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主体的心理感受、心态变化、生活融入、社区认同及人际互动等隐性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区,继承和保护传统优秀民俗传统,尊重农民文化差异和习俗生活,积极发挥民俗文化疏导社会矛盾的潜在缓冲器功能。“基于民俗文化的心理认同以及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社会关系体制,是影响与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方向的关键动力”。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立场,必然关注农民本身,营造和谐的民俗文化氛围,激活或发挥民俗文化反哺效能。

乡愁是一种心理状态,凝结为心中的失落感、孤独感、无根感,但并非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完全对立的文化心理。乡愁的凝结,外在上表现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排斥、抵制,但仅仅停留于这种认识是很局限和短视的,乡愁的产生更多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实现预期梦想的一种反应,蕴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内敛式的纠偏,一种排斥式的期待,从而通过这种集体心理认同,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给普通大众更多自我空间和尊重。乡愁更多反映民众的共同心理语言和情感体验,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浪漫的,诸如对逝去故土乡音人情的讴歌、顾恋,但它又是现实的,通过时空距离产生疏离感、孤独感、抵制感等情绪,内化为“否定”今天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心理暗示,“乡愁文化则表现在时空流逝错位中对过去颂扬而对现实批判,从而实现对现存时空的价值重构”。当然,这种排斥式的心理暗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否定,其实蕴含寄予政府、社会关注既有问题并努力解决的寓意,向过去更加和谐的具有情感、记忆的社会发展模式学习的期待,这与民俗文化内在肌理及发展诉求也是极为接近的。尽管这种期待、追求过于完美,但在某种含义上,它仍然具有反思现状、推动社会发展的意义。

在当下,为更好推进新型城镇化,更好发挥民俗文化反哺效能,客观上也要求加强民俗文化保护,保护俗民社会的文化根基。“现代城市追求现代化的价值取向虽然会使它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之间产生一定矛盾,但是它又必须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必须在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合理的整合与利用的基础上才能提升与超越。要想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就必须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而不是彻底否定与摧毁它们。”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民俗文化反哺与民俗文化保护也是紧密相联、内在统一的。民俗文化反哺传递了社会正能量,滋润了广大民众的心灵,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民俗文化保护的基础。民俗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传统优秀文化基因被激活,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积极推动着社区建设和社会稳定,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民俗文化潜在的反哺效能,可以说,民俗文化保护是民俗文化反哺的前提。

(四)凸显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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