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故事及其图像在丝路的流传www.

2019-05-15 21:30栏目:www.bifa2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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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引弛先生曾在《<大唐西域记>所载佛教口传故事考述》一文中全面梳理了该书中的口传故事,并指出了该书记载故事的三个特点是“地理空间的落实”、“因地制宜的元素改易”和“对民间故事传说的继承”。可以说,《大唐西域记》为七世纪中期前颇为流行的一些佛教故事和传说建立了比较明晰的地理坐标,但相关故事的发生地在不同文献中的差异则说明了以下几点:

图1岩山寺壁画之夜半托生

  就睒子故事及其图像而言,佛教的故事常常与印度本土的印度教等有密切的关系;其故事的传播除文本译传之外,也以不同载体的艺术形式(石刻、壁画、插图本等)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流传。佛教或印度教的故事不仅在西北丝绸之路流传,也在海上丝绸之路流传(见“泰国寺院壁画中的睒子本生故事图”),二者之间的异同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天竺故事中所包涵的一些文化因素对印度现当代生活还有一定的影响。

  一、五台山繁峙岩山寺佛传故事画中的佛陀降生神话图像

  敦煌北周第428窟东壁门,是《大唐西域记》中“驾肩而还”细节在敦煌地区的体现

图2岩山寺壁画之摩耶降生

  其二,印度民间故事的流动性,特别是口传故事的加减,无法保证同一故事的所有元素凝固不变。在民间故事中,不同口传版本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乃至事件的过程及结果等主要元素,经常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由口头叙述人(尤其是故事的讲唱者、说书艺人之类)的有意或者无意改编导致的。

  榜题中有:此是护明菩萨/夜半托生之处;摩耶夫人攀无/忧树降太子处;周行七步□界/称吾独尊之处;地神□金盆九/龙吐水沐浴处;此是吉祥生五/百童男童女处;此是种种吉祥/牛生□□之处;此是吉祥诸生/五百白兔□□;此是这种种吉/祥□□□□□[1]等对佛陀降生神话故事情节的描述,虽然有部分内容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清楚,但是从现存若干字迹中仍可以看出图像的叙事内容为菩萨夜晚托生在释迦家族,摩耶夫人随即怀孕生子,初生太子七步宣言并进行九龙灌顶,降生后发生诸多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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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陀降生神话图像初创于古印度,一开始是没有佛陀形象的图像体系,最早有佛陀形象出现的犍陀罗艺术图像代表其典型原初形态。随着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艺术也在西域和汉地发展兴盛,现存佛传图像主要集中于中国。中国的佛传图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时间上,从魏晋南北朝绵延至明清时期,体现出以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亦反映出大乘佛教的发展对佛教各方面的影响。空间上,从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等,几乎遍布于佛教兴盛的各个地域。可以说,佛陀降生神话图像见证了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历程。

关键词:佛传;佛陀;佛陀降生神话;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伊家慧,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哲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文化、佛教神话、佛教图像。


  印度长幅睒子故事图

  岩山寺的夜半托生图(如图1)[1]中可见菩萨乘白象降临人间,托生释迦家族。为讲述佛陀降生之摩耶降生图(如图2)[1]中则可见摩耶夫人在游园时扶着树枝生育太子,图中虽然没有初生太子形象的出现,但是通过游园、攀树枝等情景和动作以及榜题也可以判断出其中内容。壁画中亦有几幅降生后瑞应图,寓意佛陀降生的神圣性和影响力。[1]

  3:太子须大拏本生故事图像的流传

  岩山寺,又名岩上寺、灵岩寺,位于山西省繁峙县城南峪口五台山北麓天岩村。其始建于金代正隆三年(1158),元、明、清三代都有过修葺。现存南殿文殊殿、东配殿三佛殿、西配殿地藏殿等,其中文殊殿西壁绘有佛传故事画,讲述了佛陀降生、修行、成道等不同人生阶段的故事情节,穿插于一整幅画中,画旁另有榜题。[1]

  一角仙人的故事也以图像的形式流传于世:巴尔胡特塔(石栏棺柱和贯石雕刻)、桑奇第一号大塔北门正面下第三横梁的右凸梁、犍陀罗地区的一角仙人浮雕图(至少有三种)、马土腊的一角仙人本生雕刻、贵霜时期有两种相关的栏柱雕刻、克孜尔石窟第17窟主室劵顶东壁的一角仙人本生、敦煌北周第428窟东壁门侧加绘的独角仙人本生、南印度Pingulī绘画中的《罗摩衍那》一角仙人故事系列图像、卡纳塔克(Karnataka)的Uttara Kannada地区《罗摩衍那》故事雕刻中的一角仙人形象、缅甸南传《本生经》绘画中的一角仙人本生、缅甸Tilokaguru石窟寺中的一角仙人图像、印度东海岸的奥里萨(Orissa)地区流传的《罗摩衍那》插图中的鹿角仙人故事图像、印度莫卧尔王朝的波斯语译本《罗摩衍那》细密画中的一角仙人故事系列插图等等。可见一角仙人故事图像流行的时间长、范围广。  

  从图中直观地就可以看到,虽然是发生在印度的故事,但是在人物外表和衣着方面已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就像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故事一般,这就反映出佛传故事画在中国生根发芽后所产生的本土化嬗变。可以说,岩山寺的佛传故事画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是佛传图像自诞生以来多年传承的结果,更反映出佛教在丝绸之路上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土的传播过程。具体而言,其究竟如何产生?如何传播?又如何使得诞生在金代的岩山寺壁画有了如此风貌?下面将试图通过历史学和宗教学的考察给出答案。

  印度莫卧尔王朝的波斯语译《罗摩衍那》彩绘本中的一角仙人故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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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大拏太子是佛教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喜欢施舍的人物,为了追求佛道,他不仅将宝象、家财、车舆、衣服等施舍,甚至可以施舍自己的儿女和妻子。其本生故事也是多语种故事流变的一个典型,涉及的语种至少有巴利语、缅甸语、泰语、傣语;犍陀罗语、梵语、吐火罗语、于阗语、粟特语、回鹘语、藏语、汉语等。早在东晋时代,法显就见证了狮子国“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的本生故事的图像及表演。须大拏太子故事的图像非常丰富是不难理解了。见存的须大拏故事图像(单幅或连环画)包括雕塑、壁画和纸画、与文字对照的绘图本等多种形式。从地域上看,须大拏太子故事的图像遍及巴尔胡特古塔、龙树城、戈利、桑奇北门、阿旃陀石窟、犍陀罗、案达罗地区、南印度Kanaganahalli遗址、龟兹、吐鲁番、米兰、敦煌、托库孜萨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青海同仁丹斗寺、斯里兰卡Hambantota地区、缅甸、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等地,其图像的变化,对佛教义理、文化和艺术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一,中古天竺求法行记之类的著作,属于跨文化的旅行记录,其中除记载佛陀的生平故事、圣地传说之外,也常夹杂一些本生、譬喻之类的故事。由于求法的旅程不同,所遇到的讲说故事者不同,对同一个故事的地理记载也就存在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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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孜尔第17窟睒子本生故事图

  犍陀罗地区的睒子本生石刻(2-3世纪) 

  在犍陀罗、阿旃陀石窟、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丝绸之路上著名的艺术圣地,历代艺人雕刻与绘制的佛教本生、譬喻、因缘、佛传等类型的故事不知凡几,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丝路沿线的传播。《大唐西域记》不仅为有些故事提供了一个地理坐标,而且该书的创作年代(646年)本身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因此,将丝绸之路上流传的这些故事图像与《大唐西域记》中的内容相互印证,梳理相关故事的传播网络,这对我们深入理解这些故事的流传具有一定的意义。

  东南亚须大拏故事画中的施舍大象场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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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流传的睒子故事图像更多,主要有龟兹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第7、8、17、63、114、157、178、184、186窟;森木塞姆石窟第26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第11窟;云岗石窟的2幅;敦煌石窟莫高窟第433窟的壁画;西千佛洞第12窟睒子本生;麦积山石窟127窟大型壁画睒子本生;北宋砖雕;北宋大足石刻中的睒子故事以及多处墓葬中的孝子图像中所涉及的睒子图像等。这些图像中有不少是连续叙事的故事画,体现了我国佛教壁画艺术的发展。  

  睒子故事的图像在印度分布较多,主要有阿旃陀石窟第10窟右廊壁(公元前1世纪)、桑奇第一塔西门北柱内侧〈睒子本生故事图〉、犍陀罗睒子本生石雕数种、塔克西拉3世纪雕刻、阿旃陀石窟第17窟右廊壁(公元5世纪)、印度奥底萨的Konark地区的Konark Sun Temple、以及以《罗摩衍那》为载体的睒子故事插图,特别是波斯语译本《罗摩衍那》插图本中的睒子系列图。印度还有描绘该故事的长幅连环叙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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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西域记》 图片来自网络

  综上所述,可以简要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句,《大唐西域记》是印度故事的宝库,所记载的佛教故事对该故事的流传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句,《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相关故事在陆海丝绸之路的流传与影响,需要从古代亚洲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深入的挖掘。因此,搜集与比对《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故事在丝绸之路多语种文献中的平行文本,及其在陆海丝绸之路的多载体(雕刻、壁画、纸画等)的图像表述,从时空维度梳理其流传的线路,归纳这些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共性与变化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学与艺术交流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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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佛教故事往往与圣地遗迹(尤其是佛教传播的一些重要地域)相联系,各地的佛教信众也存在将“他方”故事挪移至自己所在“此方”的冲动,以求显示当地(此方)与佛教的密切程度甚至是某种宗教文化上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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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特别指出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从印度本土、中国的克孜尔石窟和敦煌石窟、东南亚的缅甸等地,从较早的巴尔胡特、犍陀罗雕刻,到十八世纪的莫卧尔王朝细密画,所跨越的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该故事所依托的流传载体多种多样,既有以佛教的《本生经》,也有以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为载体的图像;既有石雕,也有壁画,还有纸画。从文本来看,该故事虽然在佛经和史诗中均有,但其源头应该是印度古代民间流传的神话、传奇与故事,而不是直接由文人创作而成的。由于口口相传,因此该故事没有固定的程序,可以不断地改写。

  巴尔胡特的一角仙人故事石刻 

  其四,《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很多故事,都指明了该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这些带有一定时空意义的记载,为我们勾勒相关佛教故事及其图像的传播网络,提供了理解它们的一个相对坐标。当然,《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的地理坐标不宜当作唯一的权威叙述,即便是玄奘法师在当地亲耳所闻,而应该视之为是“传奇性叙述”中的一种。《大唐西域记》与其他求法行记或者梵汉佛经中关于某一故事的共同地理记载,则可视作一种共性叙述,体现了该故事与传说在地域的集中聚焦。

  睒子故事在古代印度有两种类型,一为印度教的故事,一为佛教的故事,前者主要见于史诗《罗摩衍那》第二篇“阿逾陀篇”第56-58章中的插话、以及迦梨陀娑《罗怙世系》第九章。后者主要见于巴利文《本生经》第540号故事、巴利文《所行藏经》(Cariyāpitaka)第33号故事、《大事譬喻经》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睒子本生来自佛教系统所传,其情节较为简洁:商莫迦菩萨出于孝道,在山林中奉养双目失明的父母。有一天外出打水和采果时,被打猎的国王当作动物用毒箭射中,因为他的孝道至诚,感动天神下凡,把他救活。在佛教的语境中,该故事中所隐含的孝道思想与中土思想颇为吻合,因此,睒子成为中土二十四孝中的人物之一,其故事传扬甚广。而在《罗摩衍那》和《罗怙世系》中,该故事只是强调报应,十车王年轻外出打猎而误杀睒子,受到睒子父亲的诅咒,十车王后来被迫流放儿子罗摩,同样经历了亲人分离的痛苦。其中基本上没有强调孝道。可见,同样的睒子故事在不同的宗教语境中,其主旨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阅读《大唐西域记》中的这个故事时,必须认识到该故事与印度教的关联,不能将其仅仅视为是佛教的产物。

  克孜尔石窟 图片来自网络

  泰国寺院壁画中的睒子本生故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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